从万历元年穿越时开始，朱翊钧就在研究明代的税收问题。但一直到万历十四年才有所动作，是因为他深知财税政策的根本：首要的是涵养税源。
变法之前，全国最大的税源除了土地田赋此类的农业税，就是朱翊钧组建的工商联合体——此际加收工商税毫无意义，因为这个联合体的利润都被他用来搞研发、练新军和帮助朝廷度过各种阵痛期了。
变法之后的头几年，各类工商企业尽管有资本支撑，但草创阶段不能加税，朱翊钧需要的是它们野蛮生长，创造就业，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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