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个小时熬过去了,九点的空袭像根线吊着脖子,越收越紧。我忙完撤离的事,抬头一看,凌晨四点三十七分。文具店那扇玻璃门还在地上碎成一片,反着冷光。我手里死死攥着那瓶抢来的凤凰墨水,指节发僵,几乎没知觉。巷口军车的影子还没散,引擎声一下下刮耳朵,像钝刀子磨铁皮。不能再等了。
儿童医院后头的巷子,三辆破黄包车并排趴着,轮子陷在泥里动不了。最前面那辆车挡板上贴着沈青禾画的路线图,雨水泡得墨线都开了毛。我从帆布包里翻出手帕——就是那块被周慕云的酸液烧出几个洞的——塞进玉镯的凹槽。嗡的一声,空间震了一下,坐标锁死了。我把剩下的磺胺、绷带、针管全塞进去,落点设在法租界圣安德烈教堂地下室。撕下日记一页,写:“按原计划分散撤离。”纸一松手就没了,玉镯也跟着凉了一瞬。
“陈先生。”山田惠子从门洞里走出来,白大褂上沾着血点,抱着个铁皮药箱。没戴口罩,嘴唇青得发紫。我看见她眼底乌黑,像是整夜没合眼,或许真在江边为那些孩子来回奔命。我点了下头,没出声。她弯腰扶起一个拄拐的孩子,动作轻得像怕惊醒梦里的人。车刚动,前头巷口猛地亮起三道手电光。皮靴踩地的声音整整齐齐压过来,像一排钉子敲进木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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