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60年，我在东北一个机械厂工作。”严组长说，“厂里有个八级钳工，姓周，技术全厂第一。但他有个问题——爱喝酒，喝了酒爱说怪话。那年搞运动，有人要整他，说他‘对社会主义不满’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厂党委保下了他。”严组长说，“不是因为偏袒，是因为当时厂里接了个重要任务——给大庆油田加工一批特种钻头。全国只有三个人能做，他是其中一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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