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宁二年的冬天，来得比任何一年还急。刚进十月，塞外的朔风就裹着冰碴子扑进汴梁，把汴河两岸刮得只剩一片铁灰。往日里“金明池上柳如烟”的景致早没了影，河水浑黄沉重，拍着堤岸全是带冰渣的浊浪。
码头挤得水泄不通，漕船密密麻麻堵着。粗麻绳勒进枯柳树皮，吱嘎作响像要断。纤夫的号子被风扯得稀碎，低哑得跟钝刀磨石头似的，一下下刮得人心慌。空气里混着河水腥、桐油味、烂菜叶酸馊，还有苦力身上的汗臭，呛得人喘不过气。
角落里，瘦小的怜儿正攥着母亲的手。那手干得像枯枝，指节突出，皮肤裂得全是口子。怜儿就叫怜儿，没别的名字，跟她人一样，轻得像片要被吹走的叶子。母亲裹着件破棉袄，棉花全翻在外头，硬得跟板结的土块似的，裹在身上半点不挡风，反倒显得她身子更单薄，跟风中颤巍巍的枯叶似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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