碎又务实，死死盯住两个核心突破口——一是厘清漕运各环节定损比例，建立一套严密的损耗稽查与问责机制，掐断漕官贪墨的命脉；二是严查裁汰沿河无关卡口，规范合法关卡的收费标准，杜绝层层私征浮费，减轻百姓与船户的负担。
更精妙的是，他在精心打磨的奏疏里，半个字都不提“变法”“改制”这种扎眼的词，通篇都在反复强调，自己此举不过是“遵陛下整顿度支、体恤民力之圣意，清理历年积弊，申明祖宗良法”，把所有的由头都归到皇帝的旨意上，把自己摆成一个老老实实奉旨办事的臣子，半点邀功夺权的意思都没有。
在奏疏的末尾，他更是把姿态放得低到了尘埃里，字字恳切、句句谦卑：“然漕运事务千头万绪，积弊年深日久，臣才疏学浅，所虑恐有不周。伏乞陛下圣断，或可于南直隶、山东二省，择一二水陆要冲、情形复杂之地先行试办，以观成效，再定行止。其间所有章程、人事、核验，臣必逐条拟定，详加斟酌，务求稳妥，绝不敢有丝毫孟浪，以负圣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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