玉米种子在云南试种成功的消息传到京城时，赵磊正在修订新的《农税章程》。他把“玉米亩产记录”贴在账册封面上，红笔圈出的数字比去年的土豆又高了三成，像个骄傲的惊叹号。
“大人，云南巡抚说，有个寨子里的老土司，非要给玉米神立牌位，说‘这金粒子是天上掉下来的’。”书童憋着笑禀报，手里捧着土司送来的“谢恩礼”——一串用玉米籽串成的项链，金灿灿的晃眼。
赵磊把项链挂在脖子上，对着镜子转了两圈，烟瘾上来时差点烧到穗子。他想起刚穿越时，对着账本上的“之乎者也”头疼，现在却能对着“玉米种植成本”算得眉飞色舞。这半年来，他跑遍了南北州县，鞋底磨破了三双，官服上沾的泥比墨水还多，可看着账册上“流民归田者五万”的数字，总觉得比改出一篇爆款文还痛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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