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借《四郎探母》之由，将阮元之事一一告诉了嘉庆。
对于“情”、“仁”二事，孔庆镕可以依计而行，但“功”之一事，若是阮元正好一时无功可称，却也不易出言禀明嘉庆。正好阮元遇难之时，也是海上决战之际，所以孔璐华看过书信之后，便有了打算，阮元归杭之前，那封写给王邱二将的书信中，将如何搭救阮元之法尽数言明。一方面，向嘉庆送达军报之人，需要先与孔庆镕碰头，待孔庆镕面圣之际，再将军报上呈。而军报之内，则只需言及海战战术得当，文武上下合力抗敌，这样嘉庆只要熟悉海战之事，自然便会想到阮元，而这封奏疏，不要，也不需要再提阮元的名字。
虽然这些营救阮元之法都可以依计而行，但想要让嘉庆对阮元从宽处理，却绝非仅靠这些办法可以奏效。朱珪也在书信中明言，若是阮元果然为人不端，失了为官本心，则这些事一件也不用去做。而嘉庆若非果然不知阮元功绩为人，只这样听孔庆镕相言，自然也不会轻信。正是因为阮元为人数十年始终端正无暇，加上嘉庆清楚浙江之事，原本就对阮元功绩颇多认可，孔庆镕这番“求情”之举，才最后打动了嘉庆。过得数日，嘉庆便即宣旨秋狝结束，一行君臣相继出发，南下归京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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