仅想靠这几篇文章来看出应试之人，究竟是否适合做官，臣以为不过是几位大人一厢情愿了。臣做官之前，也曾自视甚高，以为经术策论之言都清楚了，当差办事便不会有差错，可臣做了官，才发现其中大有不同，若是新科进士自以为才华横溢，不肯悉心研习部务，又或入了翰林，却对大考如临大敌，这样的进士，果然便能凭借一篇策论成了气候吗？臣以为不然。更何况眼下主考，皆是以经术之学登临庙堂，以精于经术之人，首阅经术之卷，方能看出新科举人一二功力，至于策论，往往有些生僻条目，是主考自己都不清楚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主考往往便不能判断考生所言是否及意，从而选出华而不实的进士。既然眼下科举之法亦有其弊，那重归旧制，臣看来亦无不可。”
“皇上，臣也同意董中堂之言。”庆桂道：“眼下嘉庆六、七年的进士，在京中学习已有时日，可恕臣直言，臣不觉得他们相比于嘉庆元年、乾隆六十年的进士，就进步了多少。反倒是眼下朝廷之中，更有一弊，翰林院里，新科进士大多以博闻强记为能事，凡经文史籍旧注典故，不求甚解，唯求多识以自炫于世。臣窃以为，此炫技之风，亦绝不可长！是以臣同意汪给事之言。”
“看起来，又是让朕难办的情况啊……”眼看军机大臣支持与反对各有二人，嘉庆心中也没有了足够的底气，又问刘权之道：“刘权之，嘉庆四年会试，是你们最初更革取录之制的一次，你也是当时主考，为何不说说你的看法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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