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回嘉勇侯,和中堂在翰林之时,曾与我等论及公孙衍、张仪之事。论及《孟子》之中,‘大丈夫’所谓何事。孟子有言,得志与民由之,不得志独行其道,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朱子亦曾言明,公孙衍、张仪阿谀苟容,窃取权势,实乃顺从之道,而非大丈夫之道。”
“讲到这里,和中堂与我等言及,这顺从之道,与大丈夫之道,究竟有何不同。所谓顺从之道,其本质在于顺从之人,心中本无恒定的是非。相反,他们以别人的是非,作为自己的是非。似此般全无主见,凡事应声附和,便是顺从之道。而大丈夫之道,其关键在于,心中要有是非。故而,为学当以格物致知为本,只有勤加学习,方知何为是非,知道何为是非,便应遵循是非之道而行,而不应以他人意志之转移,言行之变迁为准则。和中堂这一番大丈夫之辨,实在让学生收益良多。”
和珅听了,嘴角间也不觉泛出笑意。其实这一段话,还真是自己在翰林时所讲。但当时和珅不过仗着聪明过人,对《孟子》章句随意解释,竟也能讲得通。而那日课业之后,庶吉士们每提及这段话,无不嘲讽和珅口是心非,没想阮元竟还记得,并且说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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